论《水浒传》招安结局
摘要 由于被逼无奈，水浒英雄们聚义水泊梁山；“替天行道”、“忠义双全”，使水浒武装达到其历史的最高点；由于其历史局限性，最终选择招安投降路线，造成众英雄命运的历史悲剧，让人嗟叹！
关键词 聚义 忠义 招安
自从《水浒传》问世以来，历代文人墨客对施耐庵笔下的宋江及众位英雄好汉的忠义故事总是津津乐道，更对其招安后的悲局命运嗟叹不已，暗然神伤。在这里，针对《水浒传》中英雄们从聚义到招安，是导致其悲剧命运的历史必然。谈谈我的看法。
一、聚义——忠义——招安，《水浒传》的三部曲
《水浒传》从结构上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第一回至第六十回
在这一部分，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水浒起义其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遭遇，向整个社会伸延开去，勾画出宋代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显示出不同的人物怎样在他独特的命运里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英雄们之所以走上水泊梁山，作者突出的是“逼”与“无奈”，正因为突出了这一点，众人物的举动就染上了英雄的色彩，和传统的那些占山为王的草寇划明了清晰的界线。就拿林冲来举个例子：作为八十万禁军的教头，林冲的社会地位并不算低，还有一个和睦的小家庭，只因为高俅的儿子偶然看上了他的妻子，于是一连串的厄运便降临到他的头上，先是被诱入白虎节堂，刺配沧州，野猪林险些被害；到了宋城营，还梦想着在此逃灾避难，可是魔爪又向他伸来，火烧草料场，欲置之于死地，实在忍无可忍，这才挺身而起，手刃仇寇，反上梁山。
被“逼”而上梁山的英雄是通过什么来结成团体的呢？一个＂义＂字。这个团体的组成反映的是社会的多层面：并不完全是农民，其中有渔民、流民、城市平民、手工业者、猎户、小商人、也有下层的知识分子、行脚僧、江湖道士、有封建政权机构中的小官吏、小军官，甚至有不少中小地主，也在不堪官府压迫下参加了义军的行列。正所谓是“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在这个阶段，通过鲜活的人物、独特的命运描写，深入刻画了英雄们义聚梁山，以宋江为例，第18回，他私放晁盖，这是他第一次的仗义行动；第21回，杀死了阎婆惜。为了自己梁山的朋友而把自己的外室给杀死，也展示了他义的那一面。另外，《水浒》里边大概一共还写了三次聚义：一次是15回的晁家庄聚义，晁盖为了窃取生辰纲；第二次是34回清风寨聚义，宋江把花荣和秦明给动员上了梁山；第三次是40回白龙庙小聚义，这次聚义，宋江把十几个好汉都鼓动上了梁山。里头包括张顺、张横、李俊、李立，这几个都是水性很好，后来成为梁山水军的将领。还有就是戴宗和李逵，都是白龙庙小聚义的时候上了梁山的。
第二阶段：从第六十回至第八十二回。
第六十回，原首领晁盖在曾头市中箭而亡，宋江被推举成为梁山英雄的新首领，笔者认为这是梁山故事一个大的转折，从此开始，梁山的精神也逐渐从“聚义”步向“忠义”，在小说中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把原来的“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李卓吾对此也有一个批语，说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是《水浒传》的第一大关键。）它口号变了，原来是聚义，现在是忠义，（这是第61回。）无疑为后来英雄们的集体招安埋下了腹笔。
在这个阶段也是梁山的军事全盛时期。宋江高举“替天行道”，“护国保民”的大旗，利用至忠仁义的个人魅力，团结拢络诸位好汉智赚玉麒麟、收关胜、活捉史文恭；兵打北京城、智取大名府、兵陷东平东昌二府；两赢童贯，三败高太尉。第七十一回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标志梁山泊的武装力量已经达到了其历史的巅峰。
在这一部分，梁山的英雄们在宋江的率领下打了很多的胜仗，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宋王朝的统治，作者没忘记重点对英雄们“忠义”的刻画，智赚玉麒麟、收关胜、活捉史文恭，董平、张清，是义的延续；两赢童贯而又放走童贯，三败高太尉继续放走高太尉是其“忠”于朝廷之使然。
第三阶段：从第八十二回至第一百二十回。
第八十二回，梁山全伙终于如宋江所愿，正式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其标志是在第八十二回：宋江将梁山寨前一直悬挂的杏黄旗帜：“替天行道”撤换为两面红旗：一面是“顺天”；一面为“护国”。这一富有意味的修改也让原来的水泊草寇摇身变成了朝廷的命官。众英雄的悲惨结局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这个阶段，招安后的梁山人替朝廷主要干了四件大事：第一件是征讨臣服了北部的辽国，第二件事是平定了河北田虎之乱，第三件事是剿灭了淮西的王庆。最后一件事就是征方腊。征方腊是《水浒传》里边写得最惨烈的一件，宋江既成为朝廷的忠臣，也成了众兄弟起义的刽子手。
在征辽、平田虎、平王庆的时候，108个好汉，可谓神勇无比，在与敌人的搦战中，所向披靡，没有死一个。而到了征完方腊了以后往回走的时候，宋江的108个弟兄，有的战死，有的阵亡，有的病故，有的离去，有的出家，到最后只剩下了27个人。待到太平回朝，入城朝觐之时，连东京观望的百姓也嗟叹不已。而这27个人在朝廷封官以后，有的被废为庶民，有的被害死，有的笑死（戴宗是笑死的），有的被迫回营，有的则重新又回到山林里边去了。就连宋江自己也最后被药酒害死，吴用、花荣和他的感情很好，在他的墓地上吊而亡。而宋江他害怕李逵知道他被害死，怕他造反，所以他临死的时候，又把李逵招回来，骗李逵也喝下药酒和自己一起死了。所以最后整个的结局是一场让所有读者扼腕心堵的大悲剧。
这样的结局安排，特别是幸存的27个人的命运归宿，也许是作者自己情感的一种宣泄，从结尾的两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范蠡船。”、“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二、梁山起义悲局的历史必然性
为什么会走上招安的道路
英雄们上梁山的生活境遇固然各不相同，但无一不是被贪官污吏、土豪劣坤欺诈得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既然聚义在一起，为什么没在选择进行更加彻底的反抗道路呢？关于这一点，在梁山的大寨里，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以武松、李逵、鲁智深、林冲为代表是反对招安的，尤其是鲁智深，对招安的结果似乎还看得很深刻：“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但最终还是以宋江为代表的招安派占了上风，集体走上了招安投降的道路。究其原因，我想主要原因是以下三点：
1、封建礼教的束缚：
礼教，是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道德基准。封建礼教是封建统治者奴役广大劳苦大众，使其臣服于自己残暴统治的精神枷锁。梁山英雄由最初的“义”发展到后来的“忠义”，无一不是深深烙上封建礼教的印记，正因为这一点，在通篇的小说故事里，让人感觉到他们仁义和忠君的思想混杂在一起，无法贯彻始终。一方面，他们对那些直接剥削、压迫他们的人——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表现出深恶痛绝，斗争起来毫不手软，显示出高度的革命彻底性。另一方面，而对造成自己坎坷命运的祸根子——至高无上的皇权，却是崇尚有加的，在七十二回中，宋江、燕青等五人在李师师的宅地里，逢上手擒皇帝老儿的机会却让其白白错过，在他们的意识中，这是不忠。在他们和官府的最初一次冲突里，阮小五和阮小七曾经唱过这样一首山歌，也能鲜明地反映这一点：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老爷生长石碣村，秉性生来好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酷吏赃官都杀尽，”与“忠义报答赵官家”本来是互相矛盾的，可在他们的眼中，却是统一的，这种矛盾而统一的思想，贯穿在他们的行动中。拥护皇帝反对贪官污吏，正是封建社会普通农民的思想，它和小生产者所处环境的分散性与闭塞性，以及在封建礼教熏陶下，对皇权的顶礼膜拜是密切关联的。在他们的意识中，“天高皇帝远”。他们深受其害的是酷吏贪官，这些酷吏贪官并不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是个人品质的好坏，而皇帝老官仍然是真命天子，是他们的救世主，“朝廷不明”乃是“奸臣闭塞”的结果。
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的人的忠义，只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忠义，对皇权的挑战，就会被冠上“乱臣贼子”的帽子，就会“天地行殊，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
所以，应该说，他们选择走出水泊梁山，投靠朝廷，封建礼教的束缚是其行为的原动力。
2、忠义的局限性
一方面：水浒英雄的忠义观念，是建立在“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基础上，因而超越了以往尽义于个人，尽忠于兄弟的小圈子，使它包含了更丰富、更深广的社会内容。
在故事的表现中就有这样的情节：晁盖在东溪村组织的“七星小聚义”，设誓劫取生辰纲。就明白地表示：“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财物，却把去东京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笔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鉴察”。还有这样一个情节也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李逵是宋江的把兄弟，如果仅是狭义的忠义，李逵应处处袒护宋江才对，然而可并不是事事都是这样的，一次李逵听到宋江有苟且行为的谣言，便“气做一团，拔出大斧，先砍倒了大寨前的杏黄大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扯得粉碎，还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要砍杀他。
另一方面：可惜的是他们不能把对忠义的理解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他们的忠义观是什么？归顺朝廷，尽忠于皇权！（为了达到这一点，不惜行贿李师师这样的名妓，甚至奴颜婢膝地把俘获的奸臣高太尉亦作为座上宾，好生侍奉，以求其在皇帝老儿的前面为他们讲几句好话，为能尽早招安而处心积虑地做准备。）而对与自己同样饱受欺凌的普天下劳苦大众的命运却是采取漠视的态度。（在小说中虽然安排有李逵寿张乔坐衙的章节，但也只是李老先生闲而无事，“取一回笑耍”而已。）
殊不知，这恰恰是对“忠”和“义”的背叛，如果他们能彻底地认识到：赵家王朝的腐朽统治是自己坎坷命运的根源，是天下所有民众受苦受难的根源，伸大义于天下，寻求所有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这才是彻底的“替天行道”和“忠义双全”啊！
3、缺乏斗争纲领和先进的政治思想作指导
《水浒全传》通过丰富复杂的水浒英雄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究竟宣传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他们的斗争纲领是什么？让人一种混浊不清的感觉。
在《水浒全传》中有这样的表述，即所谓“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 ，没有剥削的痛苦，没有阶级的压迫，只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八方共域，异姓同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亦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不问亲疏。．．．．．．”（第七十一回）。
这也许是他们对公平、平等社会的向往，充其量只能说是空想社会主义。殊不知，这种对理想社会的空想，是无法仅仅从打击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反抗压迫，为人民报仇雪恨这种“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行动来实现的。
翻开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每次成功的革命，无一不是在斗争的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斗争口号和战斗纲领，且不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近代革命，为什么能够团结和发动全中国人民行动起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靠什么？靠的是先进的政党，靠的是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就是太平天国运动，也颁发了 “天朝田亩制度”。
在梁山起义中，由于没有制订行之有效的斗争纲领，因而无法发动所有的受苦受难的民众起来响应，因为没有先进的政治思想理论进行指导，无法使广大民众甚至自己觉醒，使自己深刻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封建统治，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劳苦大众的命运。
代表统治阶级的朝廷与广大的劳苦大众是两个矛盾的对立面，是水火不相容的，昔日顶天立地的英雄们，在招安后只落得成为朝廷的走狗，和其它的农民起义军互相残杀，损兵折将，自生自灭，给所有的英雄造成了悲惨的结局，但是他们的反抗行动，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一代王朝的统治，为了后来的农民运动乃至我国的现代命积累了宝贵的财富，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１、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岳麓书社，2001年9月，第1版。
２、http://www.goldnets.com ，《水浒传》，施耐庵。
３、http://www.lnu.edu.cn ，《水浒传》，施耐庵。
4、 http://www.seed.cn，《点评水浒传》，佚名。
5 、http://www.people.com.cn，《闲看水浒：江湖的规则》，慧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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